　　雍正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衲，深通佛理，于康熙五十年(1711)在章嘉国师指导下禅坐，连续两日，当时章嘉国师认为只是初入堂奥，如针隙观天，勉励其更求进步；雍正遂于当年二月于结云堂闭关参求，“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之理”。
　　
　　清世宗雍正皇帝(1678—1735)名胤礻真，身为天子，却起两个法号，自号圆明居士和破尘居士。在位十四年(1722—1735)，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乾隆皇帝的生父。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之隆盛，在中国历史上可比于汉唐盛世，后人大多知道汉唐盛世得益于帝王内用黄老之术，而很少有人知道清朝帝王深通于禅宗心法，尤其是这三代盛世中承上启下的雍正皇帝，更有融法王兼人王之尊于一身的殊胜风采。
　　
　　参透三关的大禅师
　　
　　雍正在禅宗上的修证主要得益于章嘉呼图克图的教授与印证，章嘉呼图克图是圣祖康熙皇帝敕封的“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雍正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衲，深通佛理，于康熙五十年(1711)在章嘉国师指导下禅坐，连续两日，当时章嘉国师认为只是初入堂奥，如针隙观天，勉励其更求进步；雍正遂于当年二月于结云堂闭关参求，“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之理”。
　　
　　遂又问证于章嘉国师，国师认为这仍不过是庭院观天，应该更加勇猛精进；于是雍正“仍勤提撕”，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于堂中静坐，“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章嘉国师称赞道：“王得大自在矣！”到此才得到章嘉国师的最后认可。雍正历来被公认为中国帝王之中唯一真正亲参实悟、直透三关的大禅师。
　　
　　讲经传法自选语录
　　
　　雍正继位登基以后，于政务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讲经传法，自号圆明居士，近从王室宗亲，远至和尚道士，无不从学如流。雍正阅读《指月录》、《正法眼藏》、《禅宗正脉》、《教外别传》等禅宗语录，并在雍正十一年(1733)刊行了最权威的禅宗语录集——《雍正御选语录》。
　　
　　雍正选编的原则是，不重虚名浪誉，唯看是否达到真实理地；不尚美言佳句，只看是否从性地流出。雍正亲自选编出了12位主要禅师的重要语录及其它500多位禅僧、居士的禅语，同时还收录了雍正自己着述的禅语。特别是，在每卷语录之前，雍正亲自御制序言，谆谆提示，阐明心要，指示学人，实在是十分难得的点睛之笔。
　　
　　《御选语录》完全打破了教下与宗门、佛法与道教、禅宗与净土宗的门派之见。正因为这部《御选语录》处处显示了雍正皇帝的真知灼见，所以历来被列为真参实证的学人终生必须阅读参究的一部重要经典。
　　
　　重用高僧
　　
　　历史上，有过不少僧道参与朝政的事情，像唐朝的李泌、明朝的姚广孝，都是比较典型的。雍正帝则一度重用文觉禅师，在森严的紫禁城内为他安排了专门住所，命他参与议论国家最机密的要务。雍正朝前期，接连发生了大将军年羹尧、皇舅隆科多、皇弟允异、允唐等几个震惊朝野的大案。
　　
　　在处理这些机要案件过程中，文觉禅师作为雍正帝的高级参谋，一直出谋划策，作用不小。雍正十一年，文觉禅师70高寿，雍正帝命他往江南朝山，南下行程中，他的仪仗队伍浩浩荡荡，如同王公大臣一样，所过地方的官员对他顶礼膜拜，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江南河道总督嵇曾筠和税关监督年希尧等要员，都以弟子礼相见，充分显示了文觉禅师的特殊身份和显要地位。
　　
　　保护寺庙
　　
　　雍正帝很注意保护僧舍。西宁府西部有座很大的寺院叫丹噶尔寺，位于青海腹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雍正元年，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纠众发生叛乱。为镇抚青海诸部，年羹尧令丹噶尔寺的喇嘛腾出寺内房屋1500间，让给留守官兵居住，而把众喇嘛赶到朝天堂栖身，引起强烈不满。
　　
　　雍正帝知道后，亲手批示：“将喇嘛寺之僧舍作为营房，似属不利，自应另造(营房)为是。”清兵很快退出了僧舍。直隶唐山县令反对佛事，下令驱赶僧人，强夺僧舍，改为民房。雍正帝闻讯后，下旨立即将该县令拘拿问罪。后因侍郎留保出面说清，便对县令从轻发落了。
　　
　　修缮古刹名寺
　　
　　雍正帝晚年，大量修缮古刹名寺。江南荆溪(今宜兴县)崇恩寺，曾是玉林国师传法之所，雍正十一年下谕扩建。浙江绍兴报恩寺当初也是玉林的开堂场所，奉旨维修。浙扛普陀山是观音大士示现的圣地，雍正帝动支帑金，派遣专官监督修饰这里的普济寺、法雨寺。
　　
　　雍正帝参与佛教事务的内容是，利用皇权调和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使三教融于一炉。他说：“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三教各有其用，又有许多共同的东西。
　　
　　雍正帝特别强调，三教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教育百姓如何做人：“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比如劝人为善弃恶，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说，“诱掖奖劝”，佛家的五戒十善，也是“导人于善”。儒佛道三教共同起着“致君泽民”作用，同样有助于帝王之业。
　　
　　着书立说影响佛教
　　
　　雍正帝在佛学方面大量地着书立说，以影响佛教领域。他写有《教乘法数》、《园明语录》、《集云百问》、《拣魔辨异录》、《悦心集》、《破尘居士语录》、《御选语录》等佛学着作，编有《翻译名义选》、《禅师心赋选注》、《大觉禅师录》、《万善同归集》、《当今法会》、《经海一滴》、《宗镜大纲》等佛学作品。
　　
　　这些佛学论着，表明了雍正帝不仅信佛崇佛，而且对佛家经文也很有研究。大量刊刻发行后，在佛教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雍正帝政事不废，又搞了这么多的佛学着作，恐怕也实在难以找到第二个这样的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