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后期，禅僧行脚风气盛行，构成中国禅宗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这里拟就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略作考论。
　　
　　唐代晚期，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被迫逃亡，使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难以维持。于是，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安史之乱以后，赋税制度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大历十四年（779年），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两税法的实行，使得农民实际上的赋税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堪重负，加之当时局势动荡，大量流亡。另一方面，唐武宗时期的“会昌毁佛”，令众多依靠寺院经济生存、主要依靠经典、教义传播的宗派遭受重创，而禅宗因散居山林，长期采取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故而受创较小。禅宗的生存模式得到认可。大量流民无以生存，纷纷难逃至相对比较安全，生活较有保障的南方，为扩大南方禅宗僧团注入了新生力量。就此意义而言，学人称“没有流民，就没有唐、五代的禅宗”，当非虚言。大量“流民”的南下，其中比伴随大量禅僧。他们由北向南迁移，无形中推动了禅法的流传，同时也为禅僧行脚提供了契机。
　　
　　行脚现象与禅宗直指心性的顿悟法门密不可分。
　　
　　自六祖慧能后，禅宗主张明心见性，提出“道由心悟”。悟与不悟的关键在于“心”。如何“安心”，如何使自心平静下来，如果自认为已经平静，是否真正平静，这些都需要经过高僧的指点，需要有外在的证明和肯定。从经典的公案来看，二祖惠可曾向达摩“求安心”，三祖僧璨也曾向二祖“求忏悔”，皆说明学禅人的修行需要高深禅师的指点。故而后代学禅者为了“安心”，不惜脚力，不畏艰辛寻访诸位禅师，只是为了能够找到能为自己安心的人，找到契合自性之处。如天台德诏就曾参学于五十四位禅师以解惑。这种矢志不渝的追求精神，造就了禅学界日益繁荣的参学风气。
　　
　　行脚现象的形成与禅宗的修行方式也不无关联。
　　
　　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南宗禅主张顿悟法门，相较而言，在读经和坐禅上花费的工夫较少，而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禅主张渐悟法门，强调坐禅。慧能对神秀的主张颇有微词，认为“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 在“分灯禅”时期，出现了焚书诋经的极端做法，“超祖越佛”的论调，存有念佛一声漱口三日的说法，与传统的修行方式迥然有别，故需要更为轻松活泼的形式以适应之。于此情况下，游学参禅便应运而出了，彰显出禅学不拘一格、与时俱进的风貌。
　　
　　行脚现象与悟道不易有关。
　　
　　佛法本无分别，但人的根性有顿渐。对所有人而言，悟道均非易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往往要经历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六祖惠能曾谓：“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慧能初投弘忍，受命在寺内随众作劳役，于碓房踏碓舂米达八个月，方以一得法偈而获弘忍认可。云岩昙晟（782～841年）曾经在百丈怀海（750～814年）门下作了二十年的侍者仍未有所悟，后去药山惟俨和尚处，复见南泉和尚，最后归于药山，方才契悟。洞山良价（807～869年）门下有一僧，就“本来无一物”，且道“什么人合得”一句，下了96个转语，皆不合师意。敦煌写本对唐后期禅僧的苦修也多有记载，如
　　
　　《住三窟禅师伯沙门法心赞》：
　　
　　一止宕泉，永抛尘迹。戒同朗月，寂入无言，三衣[之外]，唯持一钵。岁寒自保，实谓精通。
　　
　　《禅和尚赞》：
　　
　　百行俱集，精苦住持。戒如白雪，秘法恒施。乐居林窟，车马不骑。三衣之外，分寸无丝。衣药钵主，四十年亏。
　　
　　由此可见悟道之不易。所以，学人的参禅证悟如果没有一定的勇气也是难以做到的。在这样痛苦的磨砺中，遍参尊宿，得到恰当的点拨无疑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行脚现象的形成也与禅宗丛林制度有关。
　　
　　百丈怀海改革教规，确立了禅宗教团的组织形式和生活、生产方式，勾勒出禅宗僧人自给自足的生活和发展模式，其中明确规定了僧人的游方参请的各项事宜。同时，大量“四方寺”出现，使得行脚僧人不必担忧食居问题，而可以专心问学。游方时所采用的“挂单”方式，登记了僧人的籍贯、受戒师等具体情况，这样既能掌握僧侣人数和变动情况，又不违背国家法度关于定时统计僧侣人数的要求。制度上的保障为禅宗僧人的行脚之风大开方便之门。
　　
　　从唐后期南北行脚僧分布的整体趋势看，由北向南游走者甚众，而由南向北游走者则甚为鲜少。据《景德传灯录》卷16《福州雪峰义存禅师》记载：福州雪峰义存禅师……住闽川四十余年，学者冬夏不减千五百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州从谂禅师曾感叹：老僧在此间三十余年，未曾有一个禅师到此间。设有来，一宿一食急走过，且趁软暖处去也。
　　
　　尽管北方地区当时有从谂和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866年）两尊宿在河北镇州普法，曾招致行脚僧由南向北游走求法，但从总体上看，从南到北参请的禅僧数量是不多的，甚至不及南方几大禅宗中心某一寺的行脚僧数目。这一现象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安史之乱后南北方形成的巨大社会差异造成的。
　　
　　唐朝自618年立国，经济重心一直偏于北方。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持续8年的战乱，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一带成为重灾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加上随后的藩镇割据与混战，北方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佛教也未能幸免。北方原本为佛教发达之域，但经安史之乱的蹂躏，兵燹所至，庐室为墟，寺院被毁，经卷遗失，僧人亡命。而南方地区所受影响却不大，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成为唐朝后期的经济上的依赖，以至形成“赋之所出，江南居多”，“天下大计，仰于东南” 的局面。在战乱年代，“中原鼎沸，衣冠南走”，江南、荆南成为北方居民流寓的两个集中之地。加上江南的藩镇统治者大多崇佛，对佛教基本采用全面扶持的政策。故而江南佛教沿着唐代佛教，尤其是禅宗南宗法门的轨道向前发展。
　　
　　北僧南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唐后期，禅宗南北二宗地位的变化。
　　
　　道信、弘忍之东山法门继承的是达摩以来重视《楞伽经》的传统，把通过禅观修行达到心识的转变作为对修行者的基本要求。因为神秀在这方面有卓越的表现而得到了弘忍的赞许。唐高宗仪凤初年（677年），神秀受朝廷指派入当阳（今湖北当阳）玉泉寺建道场，着手兴建大通禅寺，讲授“东山法门”禅法，累24年之久，集僧数千，声势与影响极大，深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崇敬。
　　
　　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遣使请神秀入东京洛阳传法，封为国师，享受特殊礼遇，并与帝并肩而殿，武则天及群臣经常向他跪请问法。其禅法在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神秀也被北方禅宗信徒尊为六祖。北宗“”就在神秀声名大振之际，慧能也以韶州宝林寺、大梵寺为中心，于岭南一带进行传法。规模宏大，皈依者颇众，由此，慧能便被南方地区的禅宗信徒尊为六祖。
　　
　　南北二宗各执一词，南宗主顿悟，北宗主渐悟，一南一北，并行传播，直到唐末以前，一直没有发生过公开的激烈争论。只是慧能在世时（713年）及寂灭之初20年间，南宗禅的影响远没有北宗禅大。唐人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之一记载说：
　　
　　能大师灭后二十年中，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于秦洛。普寂禅师，秀弟子也，谬称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门师，朝臣归崇，敕使监卫。
　　
　　由此可见，北宗势力之盛。但北宗的繁盛局面未能持续很久，便因为慧能弟子神会的抨击而走向式微。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神会在洛阳附近的滑台（也称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东）与以普寂（651～739年）为首的北宗僧人展开辩论，批评北宗禅“师承是傍，法门是渐”。宣称北宗没有祖传袈裟，而南宗慧能曾从弘忍受祖传袈裟，才是达摩以来的禅宗正统，禅法主顿。
　　
　　经过神会的努力，北宗禅在两京地区的统治地位逐步发生了动摇，南宗禅一度在洛阳一带开始兴盛。但由于北宗禅在北方势力过大，根深蒂固，神会不久便受到诬陷而被流放外地。直到安史以乱之后，由于神会主持戒坛度僧筹款支持军需有功，受到朝廷的支持，南宗的正统地位才逐渐得到朝廷的确认。此后南宗发展成为禅宗的主流，北宗逐渐衰微。慧能便成为禅宗后世认可的六祖，神秀从六祖神坛上被请了下来。致使北宗法门“盈而后虚”。大量北方禅僧南游，以求学习慧能的顿悟禅法。
　　
　　以上诸因素的和合，促进了江南佛教的迅猛发展，一跃超过北方，成为中国佛教的重心所在。藉由这一因缘，南岳系和青原系逐渐成为禅学的主要流派。南岳系的洪州宗分化出沩仰宗、临济宗；石头宗分化出云门宗、曹洞宗、法眼宗。“五宗”中有四支分布在南方。在地域上，形成了四川、江西、湖南、福建、云南为主的参学中心。地理上的衔接，禅风上的相似性，都使得南方地区的几大禅法中心都成为禅僧们理想的行脚归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