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历史上，禅僧行脚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的。古代中国寺院有讲寺、律寺、禅寺，一般地说，讲寺、律寺这些寺院的生活是相对稳定的，只有在唐朝以后勃兴的禅寺，禅僧行脚才是真正蔚然成风，而且是每一个禅僧修行生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想象，在古代中国，虽然交通工具不太发达，但是中国公路的大致路线还是具备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官道、有驿站，而行脚的禅僧还不仅仅在官道、驿站和一马平川上行走，也有很多时候是披荆斩棘，在深山老林里行走，到那里去拜访修行人，寻找或开辟新的修行道场。
　　
　　禅僧的这种行脚生活，从印度佛教来讲有它的渊源。我们知道《华严经》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经里讲，善财童子发起菩提心时，文殊师利菩萨告诉他：“你仅仅发起菩提心还是不够的，你对这个世界上法的差别相还没有通达，很多差别智还没有学会。所以你应该到各地去广参博学，请教那些修行的菩萨们。”这样善财童子就离开了文殊菩萨。他向南边行，经过 110个城市，拜访了 53位修行人。在他所拜访的 53位修行人里，有出家人——比丘、比丘尼、沙弥，也有在家人，如国王、做生意的长者，甚至还有妓女，各种各样的修行人。当他五十三参结束的时候，最后来到弥勒菩萨的面前，登上弥勒楼阁，成为一个通达华严境界的大菩萨。所以佛教里有一个词叫“百城烟水”，指的就是善财童子经过一百多个城市去参访善知识，这个故事成为佛教里广参博学的一个典范故事。
　　
　　在印度，出家人的生活更有行脚僧的特色。印度的季节比我们中国的中原要单纯一点，一年大概是三个季节。雨季出家人会结夏安居，在一个寺院、在居士们供养的一个道场安住，其他的时间就会游行教化，带着自己简单的行囊、衣钵，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在印度传统的比丘修行生活里面，有一种最艰苦的修行就是头陀行。头陀行就是把物质生活降低到最低极限，而头陀的最大特点就是到各地云游，没有固定的居处——即使在一棵树下也不会连着住两个晚上，他住一个晚上就会离开那棵树，换一个地方。这是为了在这种居无定所的修行生活里，培养心灵的力量，直至道业成就。
　　
　　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一开始的时候，出家人的生活也是居无定所。禅宗是在南北朝的时候由达摩祖师传到中国来的。他从印度坐船来到广州番禺，后来在建业［今南京］和梁武帝讨论修行，不太投机，又到现在的河南嵩山少林寺，在那里静坐九年。此后得到一个传法弟子，就是历史上的二祖慧可。达摩祖师以后的这几代祖师，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一直到四祖道信，他们的生活都是居无定所，即使在寺院，住的时间也不长，而且有的时候这些祖师还会到街上、人多的地方混迹于人群。
　　
　　二祖慧可的道场在中国南北都有。河北邯郸成安县有一个元符寺，在安徽有二祖寺，都是二祖住过的地方。从河北到安徽，距离也是很长的，说明他那时候的生活是非常不稳定的。

　　六祖以后，禅宗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禅寺越来越多。在水边林下修行传法的禅师也越来越多。六祖以后有两位非常着名的禅师，一位叫马祖道一，他在江西洪州［现在的南昌］，《滕王阁序》言“洪州新府”，就是南昌。另外有一位叫石头希迁，在现在湖南的南岳。这两位在当时的佛教界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威望的禅师，所有修行的禅僧都会去向他们讨教，不是去江西就是去湖南，或者在江西和湖南之间跑来跑去，后来就称之为“跑江湖”。我们现在民间口语里的“跑江湖”，就是从禅宗这里来的，不过后来成为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为了糊口而到处奔波的生活状况的一个概括和描绘，这是后话。
　　
　　我们看历史上的禅师，比如我们所在的赵县柏林禅寺，舍利塔的塔主赵州禅师，他是 80岁时才在柏林寺［那时叫观音院］住下来的。 80岁以前，他都是在南北各地行脚。从他的语录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拜访过全国几乎所有的禅寺、禅师，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南北的各地丛林，乃至于深山老林里的那些“草庵”［那时候修行人在深山老林里搭一个草棚子，叫“草庵”］。赵州禅师十几岁就出家，在安徽的池州［现在的池阳］，离九华山不太远，年轻时就在南泉普愿禅师的座下悟明心地，在其门下住了一些年头。普愿禅师去世以后，他开始行脚，一直到 80岁。这中间的时间，相当于有的人一生的光阴。 80岁开始在柏林寺住，一直住了 40年，到120岁才去世。据说赵州禅师上五台山就上过九次，古代到五台山要走灵寿、阜平，是走山间小路，那困难比今天不知要大多少倍，可是他一生去过九次。宋朝的大居士张商英写了一首诗，讲赵州禅师的修行：“赵州八十犹行脚”，80岁还在各地参访；“只为心头未悄然”，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还有一些疑惑，没有彻底放下。“及至归来无一事”，最后到家的时候发现本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疑惑，也没有什么问题，什么都没有；“始知空费草鞋钱”，才发现参访几十年走坏了很多草鞋，白白地浪费了草鞋钱——实际上这个钱是不会白费的，不经过这个过程，也不会发现无一事，也到不了这个境界。
　　
　　历史上行脚修行的禅师是非常多的，到近代，这种传统依然还在延续。比如我们的虚云老和尚，他一生走遍中国南北，曾经从浙江的普陀山三步一拜到山西的五台山，开悟以后住在终南山，后又离开终南山到四川、云南、西藏、尼泊尔、印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福建、广东，他也都走过。在虚云老和尚的年谱里，他自述了行脚的种种艰辛和他内心的体验。他那时候行脚的艰辛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能想象的，而且奇怪的是，在行脚的路上会遇到很多在我们看来是与他过不去的事，中间特别不顺利，比如说过河的时候，要上船，他靠后，让别人先上，轮到他要上时，跳板突然翻了，把他翻到水里去了。在水里，他抓住船梆子，因为船上坐满了人，他又不敢动，一动，船就会翻掉，所以他就泡在河里过去了。上岸以后，身上全湿透了，又是冬天，他跑到一个寺院去挂单。寺院偏偏不收，天也黑了，他只好找了一个戏台，在上面铺了些湿草，过了一夜。这样的经历在他的行脚生涯中经常遇到。他在年谱中说到，他走过了很多山水，外面的境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他自己的内心却越来越清明，内心的觉受越来越坚固。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还有一位以行脚着称的在家居士。他叫高鹤年，江苏人，家里很有钱，他学佛以后，变卖家产，把家产、钱和时间基本都用在行脚上。他走了 35年，游历了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名刹古寺，参访过他那个时代许多的高僧大德，如虚云老和尚、印光大师、大定禅师、智纯禅师、赤山法忍禅师、月霞大师等。他到过终南山，上过峨眉山，去过五台山，普陀山、南岳等更不在话下，最后写了一本《名山游访记》，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史料，记叙了当时中国佛教界的情况，特别是在深山老林里修行的那些大德的风范。当然书中也描绘了他在参访过程中的种种体验。
　　
　　这么多的大德都热衷于行脚，那么行脚对于我们的修行和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一般都有一个家，我们内心的稳定感是与我们的家分不开的。家庭给我们提供了住宿和饮食的保障，家人给我们的思想感情提供了慰藉，这一切都使我们普通人身心平衡和稳定。现代通讯手段便捷，即使我们今天出门旅游，走到天涯海角，走到国外，走到远离家乡的深山老林里面，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固定电话、手机、视频等方式和家里人联系。在遥远的地方，想起还有家，家里人在等我，不管在外面多苦，心里都还有一份安定感，也觉得有一条退路，这是我们普通人对于家的感受。但是对修行人来说，他要让自己的身心完全独立起来，让他的心摆脱对外在事物的依赖，对名誉、对社会地位的依赖，对一个固定居所的依赖，对一个固定人际关系的依赖等等。只要我们内心还存在对这些东西的依赖，就说明我们的心还没有真正地独立，还是脆弱的、有漏洞的。在茫茫的大地上，在这青青的山里面，有时候杳无人迹，一个人在那里行走，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任何包装，你就是递名片也没有人晓得你，在此过程中，你会遇到来自外界的认同或否定，遭到打击乃至伤害，随着阅历的增多，修行人的身心会变得越来越坚强。当他的身心完全独立了，他在行脚时的那种自在洒脱的境界，就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能领略的了。古人也有很多优美的言辞描写他们行脚生涯的这种美好与自在，比如傍晚一个人走在山里面，他们说“杖挑明月，衣惹烟霞”。古代禅僧的行囊非常简单，他们背着一个藤架［藤条做的背架］，背架上面有坐垫、蒲团，有简单的行李，打成一个包，有的还会带着一个禅杖。在路上走着走着，天渐渐黑了，禅杖便把明月也挑着，挑着明月在走；“衣惹烟霞”，衲衣所抚之处烟霞升起。这样的描述，相信会惹起我们很多人对行脚生涯的向往。
　　
　　行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使我们的身心摆脱对外在事物的依赖。现在我们这一生一世的家呢，都是阶段性的，总有一天我们要离开它。实际上人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从小到大、到老，一直就在旅途之中，就在行脚之中，你愿意要行脚，不愿意也要行脚，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我们死了以后，按照佛教的中阴救脱法讲，人死了以后，他的意识有一个阶段将会经历一个过程，像风中的树叶一样飘摇不已，不能自主，完全裸露在外相的诱惑和自己杂念的冲击之下，但是我想那些通过行脚的磨炼内心已经获得独立与自由的禅僧，当他的意识进入那种状态时，他应该一点儿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他生前一直就处于那种状态下，认同那种状态，所以那时他一定能够自主。
　　
　　我有一次重感冒的时候，在做梦时感受到临终的意识状态，漂泊无依。我梦见跟着很多人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里赶路。莫名其妙地，大家都没有念头、没有意识，像被风吹着一样往前赶，像部队行军一样身不由己地往前走，很恐怖。当时我动了一个念头：“不对，这不是我的同伴！”我就念了一声“南无观世音菩萨”，就从那个境界里出来了。人的意识迟早要经过这个中阴过程，所以我们应及早有所训练。
　　
　　对禅僧来说，行脚还有很多其他意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到各地去拜访修行人。禅宗修行到最后，是以心印心，因为开悟以后的境界是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所以他一定要去拜访那些认为自己也开悟了的人，互相切磋一下，你感受到的是什么，我感受到的是什么，以此来辨别真假，互相取长补短，这个也很重要。

　　还有一点就是，禅僧们行脚的时候，外面不断变化的环境，是检验他修行是否到家的试金石。有时我们在禅堂里，风和日丽，衣食有保障，一切都很舒适，你得到一个很好的感受，你以为是开悟吧，但是你把这个感受拿到狂风暴雨里去检验一下，拿到生活没有保障、身心不断受到外界考验的情况下去检验一下，才发现在禅堂里禅坐得到的那一点觉受是非常不够、非常浅薄的，是一棵非常嫩的芽，而这棵嫩芽你要养护它，然后在大风大雨中去磨炼它，这也是行脚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此外，历史上在行脚过程中开悟的禅僧也很多，有很多修行人在禅堂里打坐没有开悟，在外面行脚他却开悟了。古时有一个禅僧，天天在外面行脚，一天他到一个旅店歇脚，晚上躺在床上，听到隔壁一个人在唱歌，那人唱道：“张豆腐，李豆腐，枕上思量千条路，明朝依旧卖豆腐”，“张豆腐，李豆腐”，是指卖豆腐的人，“枕上思量千条路”，每天在外面卖豆腐很辛苦，晚上休息时在床上辗转反侧，思量着卖豆腐这么辛苦，明天是不是还干这个，是不是要改行跳槽、卖个电脑什么的［笑声］，可是明早起来，还是得卖豆腐。禅僧听了这支歌，当下开悟了。
　　
　　还有一个禅僧在街上行脚，正好走到卖肉的地方——你们知道，卖肉的地方都是把肉放在案板上，卖肉的人拿一把刀，这样的人往往很胖、很剽悍。古代人与现代人一样都喜欢吃瘦肉，不喜欢吃肥肉，不过他们把瘦肉叫做精肉。大家围着卖肉的人，七嘴八舌地说：“你给我割块精的”，卖肉的有点儿不耐烦了，把刀往案板上一砍，说：“哪一块不是精的？！”这时禅僧刚好走到那里，听到这句话，犹如当头棒喝，当即开悟了。
　　
　　宋朝的时候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大慧宗杲禅师座下有个弟子叫道谦，道谦跟着大慧宗杲天天参禅，参了二十年，还没有结果，没有开悟，看到师父身边的师兄弟一个个地开悟、受到表扬，心里非常着急。有一天，大慧宗杲禅师让他送一封信到湖南长沙，那时大慧禅师住在福建，从福建到长沙很远，道谦禅师听了以后很发愁，他想：“我修行了二十年，岁数也大了，一点名堂都没有，现在要我去送信，又要耽误很多时间。”他不太愿意送，但是师父命令了，又不得不去。他有一个同参叫宗远，宗远禅师跟他说：“师兄，你去送吧，没事儿，我陪你去。”他看到师兄弟来安慰他，就有了点信心，两人就上路了。走在路上，道谦对宗远说：“我很苦恼，修行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开悟，现在还要我去送信，一路奔波，怎么修行呢？”宗远说：“你也不要发愁，在路上未必就不能修行。在路上你什么事也不用管，我都帮你办，就是有五件事你得自己去做。”道谦问：“哪五件呢？”宗远说：“吃饭、睡觉、拉屎、拉尿、拖一个死尸路上行。”话一说完，道谦禅师就开悟了，欢欢喜喜地上路了。宗远禅师说：“拜拜，我要回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道谦禅师送完信回来，大慧宗杲禅师站在门口［大概那个庙也在高山上］，看到他远远地走过来，非常高兴。他还没走到跟前，师父就说：“这回不一样啦，这回不一样啦！”——开悟的人师父都能看出来，他和以前相比完全变了个人，这也是在行脚途中开悟的一个例子。
　　
　　一个事物你要认识它，就要直接接触它，用身体、用心直接去接触。我们直接接触外面的世界、接触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就直接接触了自己，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行脚给我们以很多的联想，在我们的身体上，有头脑和眼睛，眼睛可以看很远，头脑可以想很远，在中国可以想到美国，在地球可以想到月球，在今天可以想到几万年之后，但是我们的手和脚却不能像眼睛和头脑一样飞过去，它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必须脚踏实地、胼手胝足地去走。所以禅师的行脚是要把抽象的理论拉回到直接的接触中去，这个在佛教中叫“现量”，我们在路上走就会知道脚会磨泡、会出汗、腿会酸、腰会疼；这个山有多高，爬一爬才知道，望山跑死马，看着很近，真走起来就不一样了，说有 2000米，爬爬就知道了 2000米意味着什么。生活里的事物都是这样，直接接触才能领会它。
　　
　　有一次我陪一个外国人朝拜五台山，刚开始我们计划租一个车，但是当时与人家价钱没谈拢，他们要的价太高，我们一气之下，就说：“我们不要车了，爬上去吧！”后来在路上，这位外国朋友和我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惊讶，因为一个欧洲人要说出这样的话不容易，他说：“你说我们坐车近，还是走路过去近呢？”我说：“当然是坐车近，坐车快嘛。”他说：“你错了，走过去近。坐车慢，坐车远，坐车到一个地方比走路过去远。”我说：“咦，那怎么讲啊？比如说我从北京到法国，我们坐飞机近还是走过去近呢？”他说：“走过去近。为什么呢？因为你坐飞机从中国到美国或法国，那种感觉好像是在做梦，好像是在电脑上、地图上或书本上跳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很抽象，一路上会经过哪些地方、哪些国家，哪些山川水土、地理气候、风土人情与文化，你完全没有感受，从一个地方一下子就蹿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但是你要走过去就不然了，你从中国到法国就会知道要经过哪些山、哪些河流，经过哪些国家和民族，各地的风土人情都不一样，这个离我们近，这个真实，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际上据我观察，坐飞机的人多半是把发给自己的那顿饭一吃就闭上眼睛，再睁开眼睛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想看也没得可看，茫茫无际的天空中几朵云彩，没有什么看头。但是要走过去或骑自行车过去，就不一样。”在他的这个说法里，包含了深邃的与人类精神生活相关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在从古到今的哲学思考和宗教探索里存在着一个矛盾，也就是抽象与具体、主观与客观、大脑与脚、头脑与手、眼睛与手的矛盾，怎样把眼睛与手的矛盾消融，怎样把头脑与脚的距离缩短，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成熟就是逐渐把大脑里的东西落实到手和脚上，落实得越多，就意味着我们越成熟，落实得越少，就越不成熟。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禅宗丛林的生活，我们就知道，丛林修行方式的那些道理和内涵非常值得我们体会。在丛林里面，方丈是领导，但是这个领导，他每天要和大家在一起，劳动要带头，吃饭在一起，念佛在一起，打坐在一起，一切都在一起。一般人以为，领导是首脑，他管抽象的东西，管命令。他命令，做导师，坐在那里不动来指导大家，但是在中国禅宗的传统里，方丈是要与大家打成一片，而且禅僧的修行是完全融化于日常的生活劳动里面的。在古代禅宗丛林里，方丈每天或隔几天都要上堂说法，禅僧们在地里劳动回来，把身上的灰拍一拍，手上的泥巴洗一洗，就到法堂里面跟开了悟的方丈［过去方丈都是开了悟的，现在就不一定了］讨论，讨论在我们现在看来最抽象、最神圣的问题。
　　
　　当然也有很多时候，师父就在劳动中说法，在福建一带，还一起摘茶，摘着茶叶就突然向弟子发问，或者一起除草、推车什么的。有一次一个开了悟的弟子推着车要过去，他的师父伸着脚挡在那里不让他过去，弟子说：“师父，您把脚收一下。”师父说：“已展不收。”——脚伸出去就不收回来了。弟子就说：“已进不退！”推着车就过去了，结果把师父的腿压瘸了。但师父也不是好惹的，到了晚上，上堂的时候，师父拿出斧头说：“白天把我弄骨折的那个人出来，拿脑袋过来！”徒弟真的就把脖子伸过去了。真的，那时候师父要给他一斧头，他也是很乐意的，但这样师父也就没有给他一斧头，所以他的脖子还没有问题。还有一个禅师在地里割麦子，到吃饭的时候，寺里会打鼓通知，他听到打鼓声，就哈哈大笑，把锄头一扔，转身就走，和他一起劳动的人都很惊讶。百丈禅师知道了，说：“你们不晓得，他开悟了。他刚才听到打鼓就开悟了，这是观音菩萨修行法门。”
　　
　　百丈禅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也是与劳动有关，叫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百丈禅师享寿九十多岁，在他九十岁时，弟子们心疼他每天劳动很辛苦，就把他的劳动工具收起来了，以为工具收起来后他就没法劳动了。收起来以后，老和尚是不劳动了，到了要吃饭的时候，他不吃，说：“我今天没有劳动，所以不吃。”弟子们没有办法，只好又把工具还给他。你们看，在寺院他本来是精神领袖，但他完全是跟大家打成一片的，要劳动都是一起劳动，这种境界就是消融了一切对立［精神与物质、头脑与手脚、主观与客观、过去与现在］的一种当下的生活，当下的解脱与自在。
　　
　　中国这片大地适合于行脚，山好，水好，幅员辽阔，所以在这片天地里行走，山水就是最好的老师，看巍巍的高山，听潺潺的流水，这些都是悟道的因缘。回想祖师们修行的方式，能给我们很多启发。今天的人离大自然越来越远，我们跟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现在大家的思想感情都受抽象的东西影响，我们都生活在符号里面，人和人交流通过手机、通过网络，上网买东西，也不用去商场了，在网上谈恋爱，都不用见面了，还要在网上成立一个家庭，我听到都很诧异。生活已经符号化了、抽象化了，越是这样，就离我们的本心、真心越远。因为真实的“我”离不开大自然，离不开生活，离不开周围的人，离不开周围的一切，所以禅僧的修行生活是开放的，这也是大乘佛法的精神。大乘佛法的修行就是开放的，就是我们师父所说的“将个人融化于大众”，大众就是众生。一个大乘佛法的修行人，他的心是敞开的，向社会、向众生敞开，与社会、众生同甘共苦。不过他虽然是敞开的，但也不是随波逐流，他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愿力和自己的智慧，他有一个不能被众生动摇的自己的天地。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禅僧的行脚生涯给我们的启发。